一提起“啃老”一族，许多家长都叹息声声，忧心忡忡，显得十分的无奈。其实，“啃老族”并非我国所特有，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据《参考消息》报道，近年来美国还衍生了一个新兴的行业，专门为“啃老族”进行心理咨询呢！

“啃老族”的提法，据说最早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但这一群体这些年大有燎原之势，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城市里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最近，一些媒体就刊载了不少涉及此事的报道，不过我觉得关注点还不够全面。

我一直认为，“啃老”形成一族，有着综合的因素，只归罪于不争气的“下一代”是不够的，更应从家长的自身去找一找。孩子出生都是性本善的，他们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德行，与他们的父母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许多人“啃老”是给家长们“惯”出来的。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几千年来有些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亦无大的改变。就说子女的独立性吧，从小就习惯于大事全都由父母包揽。在孩提时代，小学、中学时期，由于年纪小还好说，但到了高考时，报考志愿大都由父母作主；终身大事操办的所需开支也是父母拿大头；甚至有了第三代还是依靠老一辈去操劳。前些天，《文汇报》刊登了一项调查，如今没有就业岗位，仍在社会上“飘来飘去”的大学毕业生，有70%的人是靠“啃”老生存的。可悲的是，有些家长虽然被“啃”得力不从心，仍乐此不疲，你说这该怪罪谁呢！

我是独生女，已过了而立之年，在我们这一辈人里，不乏“啃老族”的成员，我大学里的同学也有几位就一直“啃”得津津乐道。我在家里是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绝对的娇生惯养，要说“啃老”的物质条件是十分优越的，但至今我都毫不沾边。说起来这得感谢我的父母。

我父亲是社科院的研究员，我母亲就是位医生，家庭的经济条件还算小康吧。但二老对我在钱上一是卡得很严，一直到我读高二时还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零用钱，我想买什么需要什么全都实报实销。我一直讽刺二老是“老抠”，他们从不生气，一笑了之。家风如此，我也就习惯了。

记得在我高二的那年，有一天老爸带回一张《文摘报》，上面有一篇报道，说的是美国十大财团的首富洛克菲勒，虽拥有十几亿美元以上的资产，但对子女的零用钱却吝啬异常。不仅零用钱按周支付，还少得可怜。此外他还立了一条规矩：想挣钱，可以在家里“打工”，用自己的劳动来获取报酬。于是老大承包了打扫卫生，老二、老三承包了擦鞋。干得好就给以奖励，干得不好就给以惩罚。如今几个孩子个个成器，均已“子承父业”。

看完这篇报道后，老爸提了一个建议，也让我照此办理在家“打工”。我老爸出版了多本专著，那时没有电脑，出书全靠自己爬格子。糟糕的是他的字书写得歪七扭八，不太好认。经常书稿到出版社需要找人重抄才能发排，而费用由作者承担。我的字没有受老爸遗传之累，十分工整，于是负责抄稿，“肥水不流外人田”，半年下来就挣了一笔不小的收入。这钱可是我第一次用劳动挣来的，由我支配，我给自己买了一款时尚的书包，还给老爸买了一只剃须刀，我在家打工的这件事还被中央一家报纸的记者写成报道刊登了出来。

到了大学二年级，我的打工经历由家庭转到了社会，几年暑假我都选择了在北京西四肯德基快餐店打工。每天上班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每小时工资是3块钱，一天就是18块，还管一顿晚餐。

打工的第一天，店长就下达了两条规定：一是每人管一台收银机，如出了差错，少收了款，要自掏腰包给补上；二是在上座的高峰时段不得离开柜台。真是不干不知道，三天干下来可累极了，尤其是那两条腿，连续站6个小时实在够受的。第四天稍一疏忽，就出了差错，结账时少了25元，真倒霉，这一天半算是白干了。

每天我骑自行车上班，家里将最好的凤凰26女式车给我骑，但有一天下班发现车被偷了，这可是480元买的新车啊！我想不干了，二老却一点也没批评我，让我继续“打工”，接着，又花了240元买了辆金狮车，但不几天又被偷了。暑假“打工”30天，我挣了540元，而两辆自行车则损失了700多元。这实在是得不偿失，但老爸不这么认为，他说这是两码事，不能只算经济账！

“打工”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体现出父母在我成长路上的良苦用心。更使我从小就在经济上渐渐确立了自主意识，对家庭的依赖思想也日渐淡化。与此同时，还增强了我的劳动价值观，逐步地认识到了要想挣大钱过好日子就必须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靠劳动挣来的钱财是最值得珍惜的，消费起来也是最心安理得的。

如今我在企业里已是一名主管经理，收入颇丰，这也是靠自己的打拼得来的。我现在有一个4岁的女儿，我们两口子都想，一旦她到了可以“打工”的年龄，一定如法炮制，先让她在家里“打工”，再走向社会。我想如果孩子从小就有如此的经历，就决不可能沦落到“啃老族”的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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