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陵戏,湖南省岳阳市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巴陵戏,原名巴湘戏,民间又称之为岳州班,1953年始正式定名为巴陵戏。巴陵戏渊源于明代万历年间传入的昆腔,明末清初弋阳腔流入湖南,清代乾隆年间,巴陵戏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因素,以唱弹腔为主,兼唱昆腔和杂腔小调,逐渐发展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戏曲声腔剧种。巴陵戏内容多取材于历史演义和话本,以反映历代政治、军事斗争题材为主,是研究中国戏曲流变和地方剧种成型、发展的宝贵资料。
2006年5月20日,巴陵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Ⅳ-34。
岳阳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东周始文化艺术活动就非常繁荣。至元末,南戏与杂剧先后在此流传。而巴陵戏的渊源可溯至上古时期,具有成熟形态的巴陵戏则要从明代算起,已有400年的发展历史。纵观岳阳巴陵戏的形成与发展,其大致经历以下阶段:孕育期、形成期、兴盛期、衰落期与抢救保护期。
孕育期与形成期
岳阳音乐文化的可考历史十分久远。东周时期,此地就已有先民的足迹与歌舞文化遗存。在平江地区发现的上古吹奏乐“埙”,足以证明先民们的高度发展的音乐活动。至春秋战国,祭祀巫傩之风充斥各地,许多古老的村寨聚落大量盛行宗教性歌舞活动。岳阳民间歌舞在此时十分繁盛。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通过《离骚》、《儿歌》等名篇将楚地盛行的大型民俗祭祀场面进行了充分描述,让人们充分领略了楚地民间宗教歌舞及巫傩文化的神秘。在巫傩文化的催生下,民间音乐活动获得了充分的生存空间。
中古时期,岳阳崇尚巫歌傩舞的风气有增无减,《九歌》依然盛行,中唐诗人刘禹锡在《竹枝词》中云:“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连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之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宋代范致明所作《岳阳风土记》所青“男女踏歌”、“好歌吹管”等充分表明此时的岳阳城内歌舞繁盛。至元末明初,南北统一,水陆商业畅通,演唱北杂剧的艺人不断南来,岳阳地区开始盛行杂剧与本土歌舞音乐混杂的风气。
明末,巴陵人杨翔凤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自牧同集》中《岳阳楼观马元戎家乐》一诗云:“岳阳城下锦如簇,历落风尘破聋鼓。秦筑楚语拨箜篌,种种伤心何足数。”当时用“楚语演唱伤心事”,即自发组成的戏班用湘北方言进行演唱的艺术形式,在岳阳民问已广泛流传。从而使巴陵戏之雏形应运而生。据《中国文学珍本·袁小修日记》载,“时优伶二部间作,一为吴欲,一为楚调。吴演《幽闺》,楚演《金钗》”。岳阳地属楚国,为湘北门户,和沙市临近,楚调自然容易传至岳阳,另据巴陵戏历代艺人传说,“巴陵戏艺人祖辈相传,明代岳阳有洪胜班,该班生角大王洪玉良为巴陵戏始祖”。由此可推断,岳阳巴陵戏确实在明末已形成。
16世纪中期,兴起于江苏太仓的昆山腔迅速风靡全国,万历年问波及湖南,岳阳巴陵戏亦在此时深受影响。昆腔通过与岳阳本土的方言及民间音乐形式进行充分整合。形成了巴陵戏中风格独特的昆腔。据清代嘉道年间杨懋建的《梦华琐簿》中云:“(道光十八年)夏,余到岳阳小住十八日,得识徐三稚青(庶成),佳士也……复工度曲,与余交莫逆。”“至于徐三稚青居岳阳而工度曲,是岳阳亦有昆曲之证。”这些记载均说明,昆腔是明末清初岳阳巴陵戏的主要声腔,巴陵戏仍然保留着一些昆腔传统剧目,如《天官赐福》、《打三星》等,在舞台表演中依然沿用了许多昆曲曲牌。
兴盛期与衰落期
清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各种民间艺术渐次繁盛。当时的岳州作为湘北重镇,各种地方戏曲文化交汇于此,不同声腔之间相互交融,竞相争奇斗艳,使岳阳巴陵戏呈现出诸腔杂陈的盛况。昆腔、吹腔、丝弦小调等各种声腔类型,都散存于大量剧目中。“倒板浆”、“鸳鸯调”、“罗罗腔”、“银纽丝”、“渭腔”等,这些新兴的乱弹腔板式完整、变化灵活,能演唱各种格律的唱词,加快了表演节奏,突破了古老昆曲的词牌唱句结构。温文古雅被灵动活泼所取代,弹腔从此成为岳阳巴陵戏的主要声腔。此时各种剧团相互交流,岳阳人敞开大门、博采众长,吸纳其他剧种的优点,在不断整合的过程中完善自身。
岳阳巴陵戏弹腔的形成,主要受到徽调与襄阳腔的影响,分南北两路。据道光二年(1822年)刊行的《汉口丛谈》载:“李翠官,鄂通城人,幼习时曲于岳郡,居楚玉部,名噪湖之南者数年,去而来汉,年二十许矣,隶荣庆部。李貌不逾人,然每装饰登场,观者咸称啧啧赞赏。”据此推断,李翠官在岳阳学戏,是在清乾隆三十年左右。而楚玉部之活动于岳阳自然更早了。周贻白认为:“李翠官所唱时曲《杨妃醉酒》,当已为四平调。”此后,人和班艺人高秀芝赴汉口演出时,叶调元作《汉皋竹枝词》称赞:“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李翠官到汉口搭班唱戏,并于安徽艺人同台。所演唱的《杨妃醉酒》、《潘尼追舟》、《玉堂春》等,都是弹腔传统剧目。以上材料足见巴陵戏弹腔的形成至少经历了200年的历史。历代巴陵戏艺人不断创造,冲破古老传统之束缚,不妄自菲薄,与兄弟剧种大胆交流互相借鉴,使得剧目、表演艺术日渐丰富,而巴陵戏弹腔即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从此以后,岳阳巴陵戏便成为以弹腔为主,诸腔共存的多声腔剧种。
清末,湖南巴陵戏进入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家喻户晓的科班,如“巴湘十八班”、“巴湘十八牌”等,涌现了一大批著名艺人。从艺人员亦达八百余众。在湘、鄂、赣三省交会的城乡广泛流传。而深受湖北人民喜爱的木偶戏与皮影戏,也经常使用巴陵戏进行演唱。民间自发组成的戏班子,常于城镇、乡村的茶楼、酒家上演。夜间的嗣鼓演唱更是不绝于耳。其中的汨罗同声园、平江老郎会、长寿街清音堂演出最为频繁,于当时影响颇大。各处可见新修的演出场所,光岳阳市及其周边乡村就有戏台三十多个。此外,湘阴大湾杨200多户的村庄,便能组建成戏班,周边不远的地区就有四个戏台。这些戏班戏台逢年过节、喜庆婚寿之时,总会竞相上演,热闹非凡。
民国时期,天灾不断,战乱频仍,灾难的阴霾笼罩着中华大地,濒临饥荒边缘的流民们为了求得生存,只好迁徙到人烟稀少的地区经商或垦殖。为生存计,200余名巴陵戏艺人迁徙到江西,很多艺人只好与当地案堂班搭班演出,个别能力超群的艺人自行组建班社,此时的巴陵戏艺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受尽欺凌压迫,过着极其闲难的生活。加之天灾人祸、战事不断,巴陵戏每况愈下,濒临灭绝。
岳阳傍洞庭、依长江,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岳阳饱受日本侵略军蹂躏长达七年。连年的战事,使巴陵戏逐渐走向衰落,艺人们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演到三五年后才有微薄收入。仅存的两个班社流落至湘西一带长达22年之久。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才返回岳阳故土。巴陵戏亦因地处通衢,所遭受的战争影响较之其他剧种更为深远与惨重。
抢救保护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戏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经过一系列抢救性措施,巴陵戏从濒临灭绝中开始复苏,并再次复兴。艺人们的经济收人也得到了保障,特别是1958年剧团转为地方国营以后,演职人员都有了固定的工资,并且划拨公房解决了青年演员的住房问题。同时在岳阳影剧院、吊桥、便河同等处修建宿舍楼,使得流浪了300余年的巴陵戏艺人终于有了容身之所。更重要的是,巴陵戏自身也不断向前发展。剧目方面,一些经典剧目有所改编。表演方面,表演程式更为丰富,角色行当更加多样,小生、三花开始有了文武之 别。武行趋向专业化,旦行的区分比以往更细。伴奏方面,加入了西洋管弦乐,乐队成员最多时达20名乐手,形成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建制。对演出与排练场地政府也做了妥善安排。茶巷子的岳阳剧场,被定为巴陵戏剧团的基本演出场地,后来又陆续修建了排练场。除此之外,政府还有专项拨款,巴陵戏剧团演出场所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添置灯具,而后又新添大批服装、道具,整个巴陵戏剧团的生存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自1952年湖南省第一次戏曲汇演以来,巴陵戏引起了党和政府对培养戏曲专干的重视,政府相关部门召集了相关专家对巴陵戏开展了一系列抢救、发掘、整理工作。艺人们亦开始对巴陵戏的演唱经验进行总结。人们开始对巴陵戏的艺术特征及价值进行理论研究与分析。至此岳阳巴陵戏研究才真正开始。1957年,岳阳县举办巴陵戏小演员训练班。1960年,湘潭专区成立了巴陵戏曲学校,培养了大批业务能力强的戏曲人才。1964年,岳阳县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始编排现代戏,大部分演员与乐手为演好新戏苦学苦练,在现代戏排演的过程中,向艺人们普及了相关乐理知识,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技能与修养。
“文革”期间四害横行,许多艺术资料被毁、大量艺人遭受残酷迫害,20世纪50年代仅存的几个专业剧团被先后解散,艺人们被下放到农村、工矿劳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地文化部门开始狠抓对传统剧目与音乐的挖掘、整理、录音、录像工作,岳阳巴陵戏剧团亦于此时得以重建,硕果仅存的专业剧团重新焕发生机。
改革开放春风迎面拂来之时,各级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力扶持振兴岳阳巴陵戏。在此期间,岳阳巴陵戏剧团先后参加多项省市级大型演出交流活动,均载誉而归。1992年岳阳市巴陵戏剧团被国家文化部誉为“天下第一团”,并受邀参演文化部举行的全国优秀剧目展演。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岳阳巴陵戏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而又颇具历史意义的发展之路。现代文明的冲击与人们审美喜好的变迁,使巴陵戏在当代的发展中面临严峻的考验。2006年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成功,给新时期巴陵戏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生机与希望。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