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号子是上海市的传统民歌。传唱于码头、货场的装卸、抬扛、推拉等劳动场合。码头号子的歌唱方式主要是“领、合”式,即一人领、众人合,或者众人领、众人合。在节奏较缓的劳动中,“领”句较长,“合”句稍短。而在较紧张的劳动中,“领”句、“合”句都十分短促。
2008年6月,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浦区申报的码头号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历史上,“码头号子”曾被反复公开展示。1934年,聂耳到码头体验生活后,创作了舞台剧《扬子江风暴》,在剧中用“码头号子”谱写了《码头工人歌》;1961年,上海全港区举办“码头号子”汇演,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汇演呈现了19个流派、108首号子,场面热烈;后来,上海港区文工团又举行全国巡演并参加全国比赛,使“上海港码头号子”风光一时;1986年,英国磐石电影公司专门派摄制组来上海,到各港区拍摄了以“码头号子”为内容的专题片。
号子指挥大家统一步伐、协调动作,是一种艺术化的劳动指挥号令。它的节奏与劳动节奏完全契合,是所有民歌中与生产劳动实践关系最紧密的。唱者都是男性,“领”“合”结合,音区宽广、嘹亮,多高音区,尽显阳刚之美。
“41公里长的黄浦江沿岸,码头林立。解放前,全国各地的人来这里做工。解放后,两岸从上港一区到上港七区,无数码头工人在这里工作。在劳动中诞生的‘码头号子’,虽然大多是‘吭呦啰’‘嗨唷嗨’之类的虚词,但音乐风格鲜明,种类也非常丰富。”记者从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录中了解到,劳动号子分为码头号子、海洋号子、江河号子、森林号子、搬运号子等。上海的码头工人来自四面八方,人口结构可谓“五方杂处,海纳百川”,其中有本帮、苏北帮、湖北帮、宁波帮……当时曾有“要想进码头,先要会号子”的说法,因此,“上海港码头号子”既包含各地方言的语调、节奏,也有各地的传统民歌唱腔,与其他号子区别明显,具有典型的海派特征。根据劳动方式的不同,“上海港码头号子”还被细分成了“搭肩号子”“杠棒号子”“堆装号子”等,样式相当丰富。
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及工作环境的改善,使过去手拉肩扛的劳动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码头号子”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只能从早年的老电影中听到铿锵激越的“码头号子”了。不过,仍有一批健在的退休码头工人还在经常哼唱。塘桥社区有一位60多岁的韩先生,原是港务区的工会干部,自己记录、改编了不少“码头号子”,退休后在社区组织老码头工人经常演唱,他们在“中国原生民歌大赛”上获了奖。有关机构还从苏北请来八旬高龄的退休工人程先生来进行记录、收集。不过,“码头号子”如今仅属“保存”的范畴。侯小声认为:“‘码头号子’是上海音乐的特色元素,可我们在反映上海文化的影视、歌曲和舞台作品中却很难听到这种音乐。如果‘码头号子’经常被运用在各种文艺作品中,被人认识和了解的机会肯定会比仅被保存起来多得多。”
码头号子因不同的搬运物件和搬运环境,有很多种类型;所唱的号子也由于各地方方言语音的不同,形成了独特的带有各地特色和各派风格的码头号子。其中,以“苏北号子”和“湖北号子”最具代表性也最为普及。传承方式是一种自然传接的“劳动传承”。
如今,“码头号子”似乎并不被人重视了。侯小声曾多年参与“码头号子”的发掘整理工作,虽然有近百首“上海港码头号子”被他与同事们收录进了《上海民歌集成》,但是,他认为:“如果社会各方都能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应该还可以发现更多的曲目。”记者通过他的介绍了解到,一些企业并没有认识到保护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愿提供企业前身保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一些沿江地区的有关部门,对专家和相关机构的研究支持不力,使许多有关“码头号子”的资料和人物难以找寻。为此,一些专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大家对其重要性应有所认识,积极配合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使其不至于因时代变化而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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