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北部的延安和榆林等地，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后来吸收眉户、秦腔及道情和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为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书形式。

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艺人采用陕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陕北说书的曲调激扬粗犷，优美动听，富于变化，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陕北说书唱词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厚，一般采用五字句或七字句，但又不受字数的严格限制，有利于表现所反映的生活内容。陕北说书表现的主题都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陕北说书的曲调丰富，风格粗扩、激越，具有浓郁的陕北地方特色。陕北说书经典剧目有《刘巧儿团圆》《王贵与李香香》《李双双》等。

2006年5月20日，陕北说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为Ⅴ-14。

历史沿革

起源

陕北说书的起源，据说最早是在20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时期，兴盛于清末民初，是中国北方盛行的说唱艺术“三弦书”的一个支脉。最初，是陕北的一些贫苦的盲艺人用民歌小调说唱故事，多用于请神送鬼。后来，他们在三弦书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了秦腔、眉户和当地的信天游、陕北道情的曲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渐渐地就形成了具有陕北地方特色的曲艺。

陕北说书的具体形成时间无法确考。但子洲、绥德、子长、延长等县艺人世代袭用的伴奏乐器曲项琵琶，以及艺人说唱时横抱胸前且用拨子弹奏的方式，与开凿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年）的陕北宜君县牛家庄福地水库石窟塑像中仙女横抱的曲项琵琶酷似。而有史记载的陕北说书资料，则出自清代地方志。

清道光辛丑秋镌《榆林府志·艺文志》第四十一卷中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榆林堡同知谭吉璁的同僚陈文道在谭府听书后赞道：“刘第说传奇，颇靡靡町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技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及江南之敬亭乎？”据此可知，陕北说书至迟在清康熙年问已经有了成熟的艺人。另据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讲述，他师父的师父是清道光时期人。另据与他同时的艺人杜修凯、杜修成、石维君等讲述，到清末民初，陕北有影响的陕北说书艺人，有米脂县的杜维新，绥德县的杨成功、郝玉科、孙贵海、韩文华，靖边县的冯明山等。

兴盛

民国年间，随着艺人的不断增加，说书活动日渐频繁，一种以家书、村社书和庙会书为主的说平安书（亦称“愿书”）习俗逐渐形成。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后，随着陕北革命斗争的不断扩大与发展，陕北说书艺人高维旺、常树仁等积极投身革命，用自编新书《跟上老刘闹革命》、《土豪劣绅要打倒》等宣传革命思想。米脂县艺人高维旺还于民国二十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之成立说书班，演唱《红军好》等新曲目。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对陕北说书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民国三十四年4月，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在王宗元、柯蓝、王琳、程世荣、高敏夫等专业人员指导下，艺人韩起祥创作和演出了《反巫神》《二流子转变》《王丕勤走南路》《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新书。不久，陕北说书改进会成立，林山担任主任，参加者除高敏夫、王宗元外，还吸纳了艺人韩起祥、贺辉茂、鲁加祥等。随后，陕北说书改进会在延安、绥德、米脂、清涧、延川、延长等地陆续办了八期培训班。民国三十五年8月，盲艺人韩起祥在王宗元带领下，先后到延安杨家岭和枣园，为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的领导说唱自己创作的新书《时事传》（与王宗元合编）《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反巫神》《刘巧儿团圆》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至1949年，在边区政府的重视下，韩起祥、石维君、谢明义、冯明山等艺人深入前线慰问战士，利用说书宣传解放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北说书受到政府的重视，有了新的发展。陕北大多数县都成立了说书艺人宣传组（队）。一些县文化馆还组织专人对传统书目进行了整理，开展新书目的创作与推广，并积极选拔和培养青年艺人。

1953年至1966年间，延安地区先后举办了四期学说新书训练班，受训艺人达一百五十多位。

1957年，延安县文化馆领导的曲艺组改为曲艺馆，随后，又在城内自由市场设立了固定的书棚茶社。演

1962年，绥德县白家峻村盲艺人张崇华改进伴奏方式，将鼓、马锣、镲、水水、梆子、木鱼、手锣、醒木等八件打击乐器和口琴固定在一个架子上，怀抱三弦，手套蚂蚱板，腿捆甩板，脖挂哨子，一人操持十三件乐器，使伴奏表演具有了小乐队的效果。

衰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陕北说书被视为“四旧”而遭到禁演，韩起祥、石维君等知名艺人被批斗，陕北说书活动一度销声匿迹。

发展

1971年后，陕北说书活动相继复苏，绥德、横山、靖边、子洲等县文化馆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等移植改编成新的书词，集中对艺人进行培训。

1975年以后的十年，是陕北说书发展较快的时期。榆林地区除神木、府谷外，有十个县成立了盲人宣传队（亦称“说书队”）。延安地区的延安、甘泉、子长、延川、安塞等县也相继成立了曲艺宣传队，艺人累计达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为盲人，其中清涧、榆林、靖边等县的说书队中还破例吸收了女盲艺人参加。

1975年，延安地区曲艺馆成立，招收了六名有文化的明眼男女学员，学习表演的书目为韩起祥创编的《刘巧儿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四岔捎书》《看大桥》等。

1975年，榆林地区召开陕北民间音乐、曲艺、舞蹈改革座谈会，接着举办了新曲艺调演大会。

1978年4月，榆林地区在横山县举办了全区说书艺人骨干训练班，在韩起祥的指导下学习了新书目《三打白骨精》《打狼》《路遇亲人》；韩起样以亲身经历作了如何做一名德艺高尚的新艺人的报告，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到会的四十多名艺人在思想、艺术上受到教育和提高，为推动该区说书活动起到积极作用。会后各县相继举办了“做新人，说新书”培训班。榆林、延安、绥德、横山、延川等县文化馆干部与艺人共同创作，一起演出。

1982年到1985年间，甘泉县曲艺队张俊功、张和平等、表演的陕北说书书目盒式录音带。经由民问制作推出，流通几乎遍及陕北的城镇乡村。

复兴

由于陕北说书的流布范围较广，加上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方言语音、师承关系等等影响，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陕北说书形成了多种说唱风格。

截至2014年，陕北各县都有民间的说书班社，总计艺人在千人以上。许多健康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说书的队伍。

传承保护

流传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说书技艺的消失、说书艺人的逐渐离世，陕北说书发展已陷入困境，艺术传承后继乏人，急需扶持和保护。

当演出变得越来越困难之后，陕北说书艺人开始来西安谋求发展，他们多在陕北餐馆演出。令人尴尬的是，客人们常要求艺人们演唱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就适合在炕头、小院里表演，并不适合登上大舞台。越来越多的陕北艺人不再走乡串村演出，没有了生活基础，这种远离也会使原生地人对陕北说书产生疏远感，从而失去其生长的根基。“陕北说书”数千年来一直是陕北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然而，随着陕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电视、录像、舞会、卡拉OK、台球、棋类以及南来北往的各类文艺团体演出，已经把“陕北说书”挤出了城镇，只能在十分偏僻的山村才能见到。延安市每年拿出50万元，对一部分濒危的稀有民间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进行民间文化资源普查，建立延安优秀民间文化保护名录。用于优秀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继承发展，并实行传承人认定和传承补贴制度。“陕北说书”已经有了传人，并在延安市曲艺馆开始学艺。2004年5月 “陕北说书”的第二代传人韩应莲、解明生在延安市曲艺馆举行了隆重的收徒仪式在陕北道情、“陕北说书”等稀有民间剧种正面临衰落的局面情况下，这样的场面似乎让人们看到了一丝的希望。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陕北说书”已经有了新的继承人，有关方面正在为陕北道情、陕北碗碗腔、陕北二人台等地方传统剧目寻找传人。

疫情期间，虽然现场演出减少了一些，但线下表演的一部分精力转移到了线上直播和公众号运营，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让陕北说书走得更远、更广。

保护措施

2011年起，韩应莲所在的延安市曲艺馆开始了对陕北说书“摸家底”式全面普查工作，集中采集老（盲）艺人和代表性说书艺人，采录说书曲目200余篇。截至2017年，已连续举办9届陕北说书培训班和经典书段展演活动，培训民间说书艺人1800余人次。

2018年4月，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横山说书已经成为横山地方特色文化名片，这对陕北说书更大程度上进行了保护。

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陕北说书项目保护单位延安市曲艺馆评估合格。

代表人物

韩起祥（1915～1989），祖籍横山县，1940年移居延安。三弦说书演员，民间曲艺家。自幼失明，13岁即学艺说书，继承陕北说书传统，在艺术上大胆革新，使陕北说书发扬光大。1944年起自编自演534个唱本，200余万字，他的作品语言丰富，情节生动，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间文学特色，曾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演出，代表作品《张玉兰参加选举》《时事传》《刘巧团圆》《翻身记》等，许多作品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或由三联书店、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历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全国文联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8月6日因病在延安谢世。 [9]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培养明目的年轻姑娘演唱“陕北说书”，在1986年的全国曲艺大赛中获得成功，扩大了“陕北说书”的影响。

入选非遗

2006年5月20日，陕北说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网络